距离中国东部绵延起伏的茶园万里之遥，肯尼亚茶农正在借助中国技术应对气候变化。
在全球最大的茶叶出口国肯尼亚，当地的高原茶园采用了中国专家传授的一系列田间管理方法，从植树造林到有机施肥，以减少碳足迹、应对气候变化。
该项目于去年启动，将持续到2026年底，是“三方合作”的典型案例。“三方合作”模式指的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公司或非政府组织携手，在另一个发展中国家实施发展项目。
对于一些人来说，这种合作应聚焦于发展援助，比如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保障粮食安全；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其内涵更广，也可包括修建高速公路促进贸易等内容。
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研究员、肯尼亚茶园项目专家组成员李鑫表示，三方合作对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非常重要”。他强调：“一些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帮助，因为他们缺乏资金和技术。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些大国肩负起责任。”
携手发展
“三方合作”又称“三角合作”，与“南南合作”密切相关。后者诞生于1955年在印度尼西亚举行的亚非会议，旨在促进发展中国家之间相互合作，帮助一方或双方共同发展。
尽管三方合作的实践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但其定义在不同人看来各有侧重。一些研究者认为，它严格指由发达国家或多边组织（或两者兼而有之）促成的南南交流。另一些人则认为，它的范畴要广得多，还涵盖贸易和商业投资，比如中国公司与欧洲伙伴合作，在非洲开发水电站或在东欧修建道路。
在第一种情况下，合作中有明确的角色分工。根据主要由发达国家组成的政府间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简称OECD）的定义： “推动方”来自发达国家或联合国机构等国际组织，“中枢方”为发展中国家合作伙伴，“获益方”是项目承接国。
OECD发展合作理事会（Development Co-operation Directorate）政策分析师纳丁·皮弗·索勒（Nadine Piefer-Söyler）说：“这些角色可以由任何人担任，不限于国家，也可以是私营部门、民间组织、学术界、智库、研究机构等。”
皮弗·索勒告诉对话地球，关键在于中枢方的经验要与获益方的实际需求相契合。“最好是三方能够相互学习和交流，这样就不会是另外两方单向地向某一个国家传授知识，而更像是一种循环的经验交流。” 她补充。
茶叶与罗非鱼
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袁晓慧表示，自2015年联合国提出可持续发展目标以来，三方合作“受到的关注大幅提升”。
肯尼亚茶园项目就是一个例子。该项目是德国、中国和肯尼亚三国政府以及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简称FAO）共同合作，旨在增强肯尼亚茶叶产业的气候韧性。茶叶产业约占该国出口收入的四分之一，但近年来日益受到极端天气的威胁。
项目总投入250万美元，由德国部分出资。中国主要通过2009年设立的粮农组织-中国南南合作计划参与该项目。该计划由中国政府出资设立信托基金。截至目前，中国已向该基金捐款1.3亿美元 。
李鑫及其同事正帮助肯尼亚农民建设“碳中和”茶园，所采用的技术已在浙江省丽水市的试点项目中得到了检验。 他说，这一合作模式是肯尼亚方面经过数年讨论后主动提出的。他们团队的目标是设计出可持续发展的技术路径，助力当地茶园稳定运行。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张超的一篇论文认为，中国更倾向于与联合国机构等国际组织合作，这些组织因其“更中立”和“政治敏感性更低”而被青睐。
不过，中国也曾直接与发达国家合作。例如，2013年至2017年，中英两国曾在非洲和东南亚开展农业技术转让项目，被视为两国三方合作的先驱。
该项目由英国国际发展部出资1000万英镑（2013年约1600万美元），中国农业农村部则通过派遣专家或提供其他资源等方式给予了“实物支持”。 在马拉维，项目重点推广罗非鱼（一种淡水鱼）养殖技术，中国专家培训了100位当地农民，让他们掌握了从建塘到科学饲养的一整套罗非鱼养殖技术。
该项目管理办公室时任负责人詹姆斯·基利（James Keeley）告诉对话地球：“中国在农业转型和小农适用技术研发方面做得非常出色。”基利表示，英国本身不具备这类技术，但它希望与非洲合作发展这些价值链。“所以，与中国合作更为合适。”
援助之外
一些人认为，只要项目由三方或以上国家参与，不论是贸易、投资还是基础设施建设，都应纳入三方合作范畴。但也有人认为这是个“灰色地带”。
丹麦国际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江洋举例说，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下的“第三方市场合作”就是三方合作的一种形式。它指的是中国企业与其他国家企业在第三方市场开展的经济合作
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也支持这一观点，并以格鲁吉亚一条新建的高速公路为例。这条公路是连接欧亚的E60交通干线的一部分。据新闻网站Politico报道，该项目建设资金由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和欧洲投资银行提供，而施工合同由五家中国国有企业承包。
欧洲投资银行将E60公路定位为泛欧交通网络（旨在提升欧盟区域互联互通的关键交通基础设施）的延伸。与此同时，《人民日报》将E60格鲁吉亚段描述为中格两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成果之一。
尽管该项目涉及欧盟、中国和格鲁吉亚三方，但几位专家告诉对话地球，这条高速公路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三方合作，中国公司只是作为项目的“分包商”参与。
江洋说，对三方合作定义的分歧，源于作为南南合作的主要参与者的中国与西方在发展合作理念上的差异。“西方对发展合作的传统定义相对狭窄，主要指对外援助。但中国的发展合作有很多是公司投资的案例。”
中国国务院在2021年的一份白皮书中将“一带一路”倡议描述为中国开展国际发展合作的“重要平台”，提出中国“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援助方式”。 国务院认为，这些模式不仅包括志愿服务和人道主义援助，还包括提供“援建成套项目”、提供物资、开展技术合作等。
根据中国商务部的说法，“援建成套项目”是指中方在援外资金项下，对设备或基础设施项目的施工、安装和生产进行组织或指导。白皮书显示，2013年至2018年间中国共完成了423个此类项目。
未来前景
“疫情之后，贫困加剧，全球治理受阻，绿色转型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智库欧洲发展政策管理中心副主任玛丽拉·迪·乔莫（Mariella Di Ciommo）表示。她认为，欧洲必须用“富有创造性地”的方式与合作伙伴开展合作，并积极探索新路径。
江洋说：“中西方各有优势。中国擅长提供技术支持和建立互利商业关系；而西方在开展扶贫、社会和环境项目上经验丰富。双方可以优势互补。” 特别是在能源转型方面，中国凭借其技术和成本优势，将发挥关键作用。
在2024年的中非合作论坛上，中国启动了由世界资源研究所支持的“非洲太阳能带”（Africa Solar Belt）计划，计划在2024至2027年间，投入1070万英镑（1390万美元）公共资金，为5万户非洲家庭提供家用太阳能系统。
然而，地缘政治格局的转变给三方合作的前景带来了挑战。许多发达国家出于国家安全等利益的考虑，削减了对外援助预算。
特朗普政府曾宣布削减数百亿美元对外援助并关闭美国国际开发署；法国、荷兰等欧盟国家也宣布大幅消减对外援助。今年2月，英国表示将在2027年将发展援助支出占GDP比重降至0.3% ，为199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江洋认为，现实情况促使一些发达国家重新审视其对国际发展合作的传统认知。 “许多发达国家的对外援助预算正在缩减。一些国家面临通货膨胀、能源危机以及全球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她说，“因此，他们如今更倾向于将国际发展合作视为推动本国企业‘走出去’、拓展海外市场的重要平台。”
在西方国家试图对中国“去风险化”、国际冲突加剧等因素的推动下，世界日益分裂，江洋在此背景下呼吁加强全球协作。
“全球发展中国家需要的是国际合作，而不是被迫在大国之间‘选边站’。”
翻译：奇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