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旱季来临之前，越南湄公河三角洲的果农武文桔（Võ Văn Kêu）曾以为，自家的红毛丹果园至少还能再撑一年。
在这个富饶的南方地区，旱情严重已经成为一个令人堪忧的常态，其中最具破坏性的影响之一就是盐水入侵，导致淡水资源污染，农作物受到危害。武文桔原以为两座新建的水闸——新富闸（Tân Phú）与边若闸（Bến Rớ）这一次能保护他的果园。这两座水闸是由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出资数百万美元修建的，被视为槟椥省（Bến Tre）气候适应战略的一部分。
设计建设这两座水闸的初衷是为了阻挡海水和储存巴莱河（Ba Lai River）上游流下来的淡水。然而， 2024年3月旱情最严重的时候，它们却让农民们大失所望。据报道，边若闸因密封垫片故障导致盐水渗入到其所保护的水渠中；而新富闸则根本没有启用，周边农户向对话地球透露，他们认为，为了方便船只通行，闸门一直是打开的状态。
2020年和2022年的旱灾和海水倒灌已经给75岁的武文桔留下了阴影。这样的场景对他而言再熟悉不过。“不是说盐水退了就没事了，至少需要两到三年的时间才能从一场大旱中恢复过来，”他说。
嫩芽枯萎，下一季果实寥寥，农民投入大量资金购买化肥农药、支付人工费用、维修水渠，到头来收成却少得可怜。
“等红毛丹终于恢复过来了，另一场旱灾又来了，”武文桔说。他在2020年和2022年损失了一半的收成，而复产就必须购买相关的农用物资，成本因此翻倍。2020年后，许多深陷债务的邻居纷纷改种价值更高的榴莲，谁知2024年新建的水闸竟然挡不住海水，他们只能眼睁睁看着榴莲树枯死。
整个湄公河三角洲地区都在大举兴建各种昂贵的基础设施工程，试图抵御干旱和海水入侵。尽管越南2017年通过的《第120号决议》（Resolution 120）承诺推行新的气候适应战略，通过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和灵活的管理实现“与水共生”，但却事与愿违。实际上，水闸、水坝和大型水库这类通常由国际贷款支持的项目延续了几十年来的硬工程模式，而这恰恰是《第120号决议》试图摒弃的。
现在已经是骑虎难下越南芹苴大学气候变化研究所科学顾问黎英俊（Lê Anh Tuấn）谈及基建导致社区债务锁定时表示
专家警告称，资方常常会给此类项目贴上“气候适应”的标签，这是极具误导性的。美国东北大学（Northeastern University）专门研究气候适应与湄公河三角洲规划的莉齐·亚里纳（Lizzie Yarina）教授说：“建设这些基础设施并不是‘与自然共存’，实际上只是把问题转移到别的地方。你把一个地方的盐水或者洪水挡住了，它们就会流向别处。这意味着要继续‘解决’问题，就只能修建越来越多的基础设施。”
越南芹苴大学气候变化研究所科学顾问黎英俊（Lê Anh Tuấn）指出，包括新富闸和边若闸在内的水闸系统实际上正将盐水推向武文桔所在的水果种植区等原本很少受到这个问题侵扰的地区。他认为现在的做法就好比在挤压一根漏水的软管：堵住一个地方，其他地方的压力就会增高（通常是内陆深处）。“他们声称这是在应对气候变化，但采取的却是错误的方法，”他说。
更糟糕的是，设计拙劣的基础设施可能会让社区面临长达数十年的债务困境和环境退化。“这无异于骑虎难下——一旦上去就下不来了，”黎英俊还说。越是试图严控三角洲的水系，整个系统反而会变得越发脆弱，代价也就越高。
“ 治”水
人类对基础设施的依赖由来已久，也正因如此，湄公河三角洲才逐步发展成为世界上最高产的农业区之一。
过去150年间，人类活动让这片土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法国殖民时期，人们开凿水渠，排干洪泛区，将沼泽变成稻田，用于出口种植。越南战争结束后，越南政府沿用了这一模式，修建更多的堤坝、海堤和水闸，推动湄公河三角洲几乎全域实现了全年稻谷种植。通过调控水闸，三角洲部分区域得以抵御海水和洪水的侵袭，原来易受水患影响的地区变成了适合种植榴莲、红毛丹、龙眼等果树的良田。
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越南政府出台了一项“沿海地区淡水供应”新政，旨在利用灌溉基础设施向盐碱化严重的省份输送淡水，从而成功地将这一区域变为三季稻种植区。
该政策最具雄心的一个项目是2000年槟椥省启动的巴莱灌溉工程（Ba Lai Irrigation Project）。项目初衷是利用大坝、堤坝、水闸组成的综合水利系统，在河口拦截并储存淡水，保护这个低洼省份半数地区免受海水倒灌影响。
这个项目一度成效显著。像黎氏芳（Lê Thị Phương）家这样的农户开始全年种植水稻。随着收入的增加，她开始养牛，用这种方式把钱“存起来”，并且她还在田边盖了一座新瓦房。
“但2020年开始，我就不敢在旱季种第三茬庄稼了，”她说。2019–2020年间的旱季出现了严重干旱和海水的大规模入侵，黎氏芳因此颗粒无收，养的九头牛也都死了。“牛喝盐水活不下去，我们连正常饮水都成了难题，” 她说。
像巴莱灌溉工程这样的项目难以应对日益严峻的危机。槟椥省是此次历史性大旱的重灾区，湄公河三角洲13个省份中有10个盐碱化问题日益严重。这是当地第二次遭受干旱与盐碱化恶性循环的影响。2016年，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而加剧的旱情导致海水向内陆入侵90公里。2022年沿海地区再度受灾，2024年旱情卷土重来，进一步加剧了人们对极端干旱和盐碱化成为新常态的担忧。“尽管湄公河三角洲对咸水入侵并不陌生，其如今的强度和频率是前所未有的，”黎英俊说。
这些接踵而至的灾难预示着一个临界点的到来。上游水坝切断了湄公河大部分的天然径流和沉积物输运，削弱了其作为天然淡水屏障抵御海平面上升的能力。不断攀升的气温也在扰乱降雨模式。
科学家警告称，如果目前海平面上升的趋势持续下去，湄公河三角洲超过45%的土地或将在几十年内被淹没，数百万人面临迁移，越南的粮食安全也将受到威胁。过去10年间，仅盐水入侵就给湄公河三角洲的农民造成约28亿美元的损失。
若不采取强有力的气候适应措施，环境变化或将导致湄公河三角洲地区面临数十亿美元的损失。2021年的一项研究估计，全球升温1.5摄氏度时，该地区GDP损失将达到达4.5%，如果升温3摄氏度，这一数字将攀升至10.8%。
这一切都凸显了一个残酷的新现实：随着淡水资源日益枯竭，一度支撑湄公河三角洲农业繁荣的“硬工程”如今正在削弱这片土地的气候韧性。
回归自然？
越南政府认识到了湄公河三角洲的重要性，因此在2017年颁布了《第120号决议》，将提高这片区域的气候适应能力作为国家头等大事，这标志着越南从依靠基础设施控制水资源的模式转向一种“顺天而为”（基于自然的）的治理模式。
“这是一个划时代的转变，标志着以淡水为中心的发展模式已经终结，”专注湄公河三角洲农业与生物多样性研究的专家杨文尼（Dương Văn Ni）说。根据新的愿景规划，盐水、洪水和咸淡水的定位不再是需要消除的威胁，而是有待管理的资源。作为湄公河三角洲曾经的农业支柱，水稻的战略优先级已被下调至第三位，让位于水产养殖和水果种植。
2022年发布的《2021–2030年湄公河三角洲地区规划》（Mekong Delta Regional Plan for 2021-2030）重申了这一新的发展方向。
再次陷入硬基础设施的漩涡？
然而，这个地区规划公布后，有专家担心湄公河三角洲的发展方向可能与初衷南辕北辙。
黎英俊指出，越南大部分农业预算仍用在了海堤、水闸等大型水利工程上。根据2022年亚洲开发银行的一份报告，约80%的政府农业投资用于灌溉和防洪，槟椥等多个省份仍在争取更多资金来扩建这类基础设施。“用于调整作物结构和推动生计多样化的资金还是很少，”黎英俊说。
即便是有国际资金支持的项目也反映了这一趋势。由JICA援建的八闸灌溉系统（包括新富闸和边若闸在内）因成本超支和汇率波动多次停工延期，整体工程迄今尚未全面竣工。其中，新富闸和边若闸历经了七年的拖延，直到2024年才得以建成。
此外，那些贴上“生计”或“基于自然”标签的项目往往会走上依赖基础设施的老路。“我的研究显示……新的规划和项目，哪怕顶着‘基于自然’的标签，也可能重新带来基础设施的副作用，”莉齐·亚里纳说，她曾研究过2020年至2022年间湄公河三角洲的气候适应措施与基础设施的影响。
亚里纳以世界银行的“湄公河三角洲气候韧性与可持续生计综合项目”（Mekong Delta Integrated Climate Resilience and Sustainable Livelihoods）为例，尽管顶着这样的名头，但3.87亿美元的项目预算大多用在了修建堤坝、水闸和道路上，其中就包括巴莱灌溉系统的部分工程，而所谓的“生计支持”措施，往往仅限于向农户分发肥料、幼苗，或者偶尔为已采用推广技术的农户提供培训。
亚里纳认为，之所以继续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原因之一在于其“可见性”。“不仅人人都能看得到，还能在功劳簿上留下厚重的一笔：‘这是我们建的’。”相比之下，如果把资金用于农民培训、作物多样化或加强地方治理这类“软性”适应措施，不仅效果更难衡量，也很难向资助方证明其价值。
这种偏重基建的做法正带来日益严重的后果。“我们留给子孙后代的将是巨额债务，”黎英俊说。维护成本不断攀升，而收益——例如低价出口稻米——却无法抵消贷款的实际成本。“打个比方，这就像贷款买了辆奔驰，却拿来开出租。”他还表示，过去基础设施项目造成的生态代价，如野生动物消失、生态系统退化，从未得到正确的评估。
展望未来
专家表示，要实现《第120号决议》的既定目标，就必须将重心从工程建设转向改善民生。
杨文尼一直试图在沿海省份证明盐水也可以是一种资源，而不是威胁。他开展了一个项目，让农民种植当地一种耐盐碱的芦苇。这种植物能够在盐碱土壤中茁壮生长，并且帮助恢复退化的土地。该项目主要利用因产量低下而废弃的虾塘和稻田，或是已经改种芦苇的农田。农户把芦苇作为原材料，供应给当地的手工艺人。湄公河三角洲地区有3000多名手工艺人，其中大多数是60岁以上、生活在农村的女性。
“我想证明《第120号决议》是行得通的，”杨文尼说。此类举措说明农户、科学家、企业和地方政府之间是可以建立合作的，他还说。
如果要使用基础设施，就必须对其进行重新构思。黎英俊表示：“真正的变化必须来自制度改革。”他和杨文尼都主张采用规模小、灵活性强的解决方法，以便能够随着环境的变化进行调整。相较于容易蒸发或者盐碱化的大型水库，黎英俊提倡建设小型淡水池塘和沟渠体系。他认为此类设施在干旱时期更能有效保障社区用水。
湄公河三角洲迫切需要增强气候韧性，而执着于修建造价高昂的大型工程只会适得其反。稻农黎氏芳尚未还清2020年大旱欠下的债务，土地也在每一季的耕作后变得愈发贫瘠。她说：“稻苗几乎没法发芽，长得也不茂盛，土壤已经被（盐分）污染。”黎氏芳如今不得不去一家水果加工厂兼职来维持生计。红毛丹种植户武文桔说，如果海水持续入侵，社区将“不得不砍掉果园重新开始，或者彻底放弃”。
亚里纳还说：“我不断听到这里的人说，他们可以适应经济或环境的不确定性，因为一代代都是这么过来的，可是要适应发展的不确定性却难得多。大型项目会扰乱水流，导致社区被迫搬迁，而在这个过程中，当地人的传统经验往往被忽视。”
翻译：Y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