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船上最令人不安的故事，往往以残酷的画面呈现在公众面前：渔工被困海上数月甚至数年；工资凭空消失；护照被没收；船员遭殴打、无法获得医疗照护，甚至被遗弃在异国港口。
公众的指责通常集中在某艘非法渔船、某位施虐的船长或某家腐败公司身上。然后，随着舆论散去，一切归于沉寂，直到下一起丑闻浮出水面。
2015年，泰国渔船上渔工遭奴役的报道震惊全球。在近期对全球渔业劳工剥削的51篇同行评议研究进行综述后我们得出结论：十年过去，改变微乎其微。
我们发现，劳工虐待并非是一连串偶发的丑闻，而是全球海产品经济运作方式的结构性特点。劳工虐待由过度捕捞和激烈的市场竞争压力所驱动，由薄弱的治理体系所纵容，然后通过对移民工人的策略性“使用”得以维持。那些最受关注的解决方案，包括生态标签、认证机制以及企业自愿承诺，未能真正保护它们声称要保障的工人们。
理解上述问题十分关键，因为任何解决方案都取决于此。
意思是，如果将劳工虐待视为偶发丑闻，人们往往只会在伤害已经造成之后追查“坏人”。但如果认识到虐待是海产品经济的结构性问题，那么政府、企业、市场、渔业管理者以及区域渔业管理组织（regional fisheries management organisations，简称RFMOs）就必须正视那些让这种现象得以发生的条件。
这些条件并不神秘。如今，许多渔业作业都在严峻的经济压力下运行：渔获量下降、成本上升、竞争加剧，迫使渔船航行得更远、作业时间更长。与此同时，全球市场仍在持续要求廉价海产品。降低成本的压力无处不在，而劳动力往往是最容易被削减的成本。
控制机制
对于工人而言，“成本削减”往往意味着被克扣工资、工时过长、船只不安全、食物品质低劣、休息不足、遭受恐吓、背负债务，以及难以获得医疗照护。
对于那些被招募到海外从事渔业工作的工人而言，情况更为严峻。许多移民渔工是通过中介或招聘机构进入这一行业的，有些人在踏上旅途前就已背负债务；也有人签署了自己无法完全理解的合同，或后来发现合同条款被擅自更改。一旦出海，他们的证件可能被没收，而法律身份、语言障碍与高度孤立的处境，让他们几乎无法离开。
海洋本身也成为控制机制的一部分。陆地上的工人或许还能设法逃离虐待他们的雇主；但在远洋渔船上的工人却无法离开。
这正是为什么“现代奴役”这一表述虽有力量，却也可能带来局限。它能够呈现极端虐待的恐怖，但也可能让剥削显得罕见而例外。许多渔工的处境虽不符合强迫劳动的法律定义，却依然具有深度的强制性。渔工或许没有被铁链束缚，却可能被债务困住；他或许没有被正式监禁，却可能根本没有现实的离开途径；他或许被描述为“自由”，但一切物质条件都显示相反的事实。
认识到这种从轻度到极端的“剥削光谱”，能够让我们在虐待升级到最严重的形式之前就识别并谴责它。同时，这也有助于避免一种自我安慰的虚构——仿佛只有最恶劣的案例才值得关注。
非法关联
劳工虐待和非法捕捞通常被视为彼此独立的政策问题：前者被归为人权议题，后者则属于渔业管理范畴。但在实践中，它们往往源自同样的结构性根源。
一艘规避渔业法规的船只，也可能规避劳工法规。薄弱的监管、复杂的所有权结构、海上转运、远距离作业以及低效的检查体系，都为非法捕捞和劳工虐待同时发生提供了空间。
建立在人的痛苦之上的海产品，不是可持续产品。
在某些情况下，被剥削的渔工甚至可能被迫参与他们并未选择的非法行为，从而同时成为虐待的受害者和执法的潜在对象。这是对正义的严重背离。
这意味着，劳工保护与海洋可持续性并非彼此独立。一个剥削工人的海产品体系，更可能破坏海洋环境。建立在人的痛苦之上的海产品，不是可持续产品。
全球盲区
我们的研究还揭示了另一个重要事实：世界对这些劳工剥削究竟发生在哪里，仍知之甚少。
现有的大量研究集中在东南亚和东亚，尤其是泰国、台湾、印度尼西亚、柬埔寨、菲律宾、缅甸和韩国等地。这种关注是可以理解的。调查记者、民间社会组织和研究人员在该地区揭露了严重的虐待行为。
但危险在于，公众可能开始将劳工剥削想象成主要是“亚洲问题”。事实并非如此。
大西洋、非洲、美洲、印度洋以及其他主要渔业区域，在英文学术文献中仍严重缺乏研究，尽管关于几内亚湾的研究已经显示，非法捕捞正在破坏生计、粮食安全和可持续发展。
一些实力强大的渔业国家和船队依然难以被深入审查。
这种沉默令人不安。它意味着研究的地理分布可能正在塑造公众愤怒的地理分布：学者和记者密切关注某些地区，而其他地区的劳工虐待却在众目睽睽之下被隐藏。
谁应该采取行动？
对政策制定者而言，其含义十分明确：劳工标准必须嵌入渔业治理体系之中，而不是作为附加的“社会关切”被贴在边上。渔业管理的关注点不能只停留在鱼群资源、捕捞限额、船只、渔具和贸易上。如果从业者遭受虐待，那么这项渔业就不能被称为“管理良好”。港口检查应当为渔工提供安全且保密的渠道来举报虐待行为；船舶许可应与劳工保护挂钩。
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在公海渔业治理中常因监管薄弱而受到批评，它们也应停止把劳工问题视为“他人的责任”。如果区域渔业管理组织负责管理渔业准入，那么它们同样有责任，确保这种准入不是建立在强制之上。
在容忍工资被克扣、恐惧、伤害和遗弃的情况下，我们如何能庆祝“负责任的海产品”。
对于企业和采购方而言，自愿承诺已经远远不够。海产品企业往往投入更多精力去追踪鱼的来源，而不是保护那些让鱼得以进入市场的渔业工人。行为准则、认证机制和审计可以提升意识，但它们无法取代具有约束力的问责制度。纸面程序不能替代真正的保护。真正的考验不在于咨询公司能否写出一份“干净”的供应链报告，而在于渔工是否得到报酬、是否安全、是否被倾听，以及是否能够在不受惩罚的情况下离开充满虐待的工作。
对于记者和民间社会而言，挑战在于如何设定叙事框架。个体故事依然至关重要，它们为这场隐蔽的危机赋予了人性面孔。但这些故事，不应止步于对“本周恶徒”的描绘，而应继续追问：是什么条件让虐待成为可能？谁从中获利？哪些规则失效？哪些市场给予了奖励？哪些检查体系未能发现问题？
最重要的是，渔业工人自身必须被置于改革的中心。他们远不只是受害者，还是工人、权利主体、组织者、知识持有者，以及海上日常现实的见证者。缺少他们声音的政策，将继续忽略塑造剥削的结构与过程。
海产品行业多年来一直向世界强调可持续性的重要性。但可持续性并不止于海岸线。保护鱼类却忽视捕捞者，远远不够；在容忍工资被克扣、恐惧、伤害和遗弃的情况下，我们如何能庆祝“负责任的海产品”。
当下一次渔船上出现劳工虐待的报道时，我们不应将其视为孤立的悲剧，而应将其视为一个长期拒绝改变的更广泛体系的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