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 年6月，中国发布《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核算指南（试行）》（简称《核算指南》），用于核算企业、政府等用电主体消费了多少非化石能源电力。其中包括了三种认定方式：企业自己发绿电自用或绿电直连的“物理认定”；用电方出示购买的绿电交易、绿证等等凭证的“交易认定”；每个省按照系数，根据比例分摊到省内企业的 “分摊认定”。
笔者认为，这套核算体系有两个问题：首先《核算指南》目前并无明确触及“额外性”的规定，这可能会引发国内证书核算和国际贸易合规争议；其次，现有的分摊方式存在储能重复计算的问题。更大的风险是，若这套核算体系“衔接”到宏观碳排放核算，可能导致企业账面上获得零排放认定，而实际总体碳排放并没有减少。
额外性问题
“额外性”一词多见于碳抵消、碳信用领域，指某件事在多大程度上是因为“干预”才发生变化——无论是规模更大，时间更早，或发生在特定地理范围内。言下之意，如果不干预，事件是否不发生？
在《核算指南》中，绿证被确立为核算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的基本凭证。但是，绿电绿证的“额外性”难以被验证：如果不购买可再生能源电力的凭证，对应的可再生能源项目，如风电场或光伏电站是否还会建设？
这一困境在国际上已有激烈讨论。一些研究者批评温室气体核算体系中关于外购电力排放核算的规则，认为企业若不考虑其实际用电的时间和地点，只是购买绿证，对电力系统排放的影响微乎其微。另有研究表明，随着风电、光伏成本下降，即使企业没有买绿证，这些新能源机组因为赚钱，总是会被建起来。企业的购买行为并没有让电网更多发绿电。
那么，如何证明绿电额外性？结合中国实际，笔者认为，额外性的设定可以有三种方法：
一是政府目标之外的装机算作额外。政府每年规划一个新能源装机目标，例如现在每年预期新增2亿千瓦，那么每年超过这个目标的就算额外的。这种方法的好处是很好计算，漏洞是目标高低全看政府怎么划线。
二是划一道时间线，某个时间之后都算额外，旧有的不算。这样做的好处是操作简单。
三是在项目层面证明，如果没有用户买绿电，就不会新建额外的可再生能源装机。这种方法标准最高，但现实中操作困难，因为无法证明“未发生的假设”。过去的清洁发展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项目也曾存在这方面的争议。
这三种方法各有利弊，科学上并不能百分之百精确证明额外性，需要政府从各方面去权衡选择，从法律视角设定。
分摊机制与储能重复计算
电力一旦上网，是无法物理追踪的。想要证明消费了绿电，只能通过记账发凭证的方式来实现。例如，光伏站发了1000度绿电，进入电网，就获得一张“绿证”；用户买了这张“绿证”，就拥有了这1000度绿电的“身份”，尽管企业消费的并不一定就是这个光伏站发的这1000度绿电，但账目对得上。
这就是“可加性”：微观逐级加总，要恰好等于宏观总量，既不重复计入，也不凭空蒸发。如果绿证与绿电严格一一对应，自然会有可加性。
但是，《核算指南》的复杂之处在于，除了满足可加性的物理和交易认定外，又叠加了一套分摊机制。这套机制在储能的存在下，会让账目更混乱。
储能并不发电，它把电力从一个时间点转移到另一个时间点。但《核算指南》中规定，“抽水蓄能、新型储能等储能电站蓄电时，蓄电电量可视为电力用户下网电量，参照规则核算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量。”这样一来，同一电力可能在储能充电环节被记一次绿色消费，又会在最终用户用电环节被再记一次。这是重复计算，违背了核算的可加性原则。
例如，某省从外省受入非化石能源电力，其中有5 度先进入储能电站，再在用电高峰放出供给终端用户。按文件口径，储能蓄电时会被记为消费了5度绿电。扣除损耗后，放电4度给最终用户时，又在终端用户的账上被“分摊”为一次非化石消费。同一部分电力，在账本上被记了两次。储能循环电量越大，重复计入的规模就会越大。
分摊机制制造了一个“无法明确类型”的绿电池子，储能循环往这个池子里反复注水。两者单独看都能自圆其说，合起来就让绿电消费的账面对不上。
从电力消费核算滑向碳排放抵消
《核算指南》提出，绿电消费最终会“衔接”碳排放核算。其他政策文件也提出，研究将绿证纳入碳排放核算的可行路径。这等于是把“账目问题”升级成了减排问题。
如果企业核算“范围二排放”，即企业消耗外购电力等能源带来的间接排放，购买绿证后，就可以把其对应电量的碳排放算作零。这也要看欧盟碳关税的核算规则是否认可。目前无论在企业层面还是方法论层面，可能都存在漏洞。
第一是额外性问题。如企业只是通过买绿证，把本来就存在的绿电（例如既有的水电站、风电场）在账面上划归自己，而非新增绿电，就能获得零排放认定，可能被认为是数字核算游戏。而绿电直连在实际项目层面如何操作，仍需要进一步讨论。
第二是重复计算的问题。如果把电力市场中无法明确归属的电量按照用电量平摊，再叠加储能的重复计入，影响的是总体环境效果的完整性。这是方法论层面必须改进的。
核算建议
笔者认为，应当放弃按用电量平均分摊电能的做法，需要正视储能搬运而非生产的性质，堵住重复计算的口子。
至于额外性的问题，需要承认科学无法独自裁定，只能从法律和政策来规定。制定规则时需要在额外性的三种设定思路中审慎权衡。如果规则设得太松，就成了数字游戏；设得太严，门槛太高，打击了企业参与绿电消费的积极性。
《核算指南》指引的是消费核算，最需要持续关注的是下一步的碳排放核算。国内有把绿证消费与碳排放抵消绑定的迹象，而且抵消的排放范围并不明确。这有可能造成“虚拟”减排，即微观上企业账面上通过绿证抵消了排放，而宏观上总体碳排放并没有减少。因此，在核算宏观碳排放时，应该确保排放核算结果跟绝对排放挂钩，即与实际化石能源燃烧量一致，而不只是账面上抵消的减排量数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