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全球塑料条约的谈判停滞，183个国家在是否削减塑料产量及其他关键议题上陷入僵局。
谈判重启之际，部分国家代表和民间社会组织担心，那些要求加大行动力度的声音会被边缘化。
他们认为，越来越多的闭门磋商，将为沙特阿拉伯、美国等强大的石油和塑料生产国提供更大的操作空间，对谈判施加不当影响。
本文由四名记者历时两个月进行了20多次采访撰写而成。他们长期追踪报道塑料条约谈判进程。
谈判进程目前走到哪一步？
这项由联合国牵头，旨在遏制塑料产量不断激增的条约谈判，自2022年3月启动以来，饱受参会准入和参与权等问题困扰。
拥有联合国“观察员”身份的各类民间社会组织多次提出异议：会场准入受到限制，自己被排除在核心谈判环节之外；越来越多的谈判转移至主线之外的非正式会议进行。
“一系列非正式磋商逐渐主导了谈判，将观察员排除在会议室之外。”社会组织GAIA全球塑料项目主任安娜·罗查（Ana Rocha）说。多个社会组织还指出，那些依靠化石燃料生产塑料的富裕产油国有钱派出规模庞大的代表团，相较受塑料污染影响更严重的贫困国家，这类富裕国家拥有更大的谈判影响力。
这些紧张局面反映出谈判中的核心冲突：一方是多数自诩“有雄心”的国家，主张对塑料生产进行管控；另一方则是少数产油国，反对采取任何此类管控措施。
参与磋商可行条约文本的183个国家共同组成国际谈判委员会（International Negotiating Committee，简称INC）。在去年8月，原本应是第六次、也是最后一次INC会议上，各国试图达成共识的但最终告吹，会议在未达成任何协议的情况下被迫中止。此后不久，自2023年11月起担任谈判主席的路易斯·瓦亚斯·瓦尔迪维索（Luis Vayas Valdivieso）宣布辞任。
2026年初，新任主席正式上任。来自智利的胡里奥·科尔达诺（Julio Cordano）提出了一份旨在达成协议的路线图，其中包括举行定期的非正式会议来保持谈判势头、帮助各国凝聚共识，并为2027年3月举行的下一轮正式谈判做准备。他强调，会议必须兼顾包容性和透明度。他写道，观察员的贡献是“推动谈判取得积极成果的关键要素”。
然而，参会代表表示，他们在实际操作中看到的情况与此截然不同。
影子会议与语言抵制
从上一次谈判失败到计划2027举行新一轮谈判，中间有长达18个月的间隔，这极为罕见。此前的会议通常每年召开一到两次。在闭会期间举行非正式会议被视为惯例，其中一些由联合国组织，另一些则由个别国家自行召集。
但民间社会组织和部分成员国担心，在闭会期间将它们排除在外正逐渐常态化。
例如，今年3月，日本在东京召集了一场仅限受邀者参加的会议，邀请了20个国家围绕条约展开讨论。这些国家合计占全球石油产量的60%、全球塑料产量的70%。按规定，非正式会议不应展开任何实质性谈判，但会议闭门召开，实际情况难以核实。
谢赫·西拉（Cheikh Sylla）是塞内加尔谈判代表，同时也是INC主席团成员。主席团由各地区代表组成，负责审定会议议程和协助谈判主席开展工作。他认为，东京这次会议的讨论或将左右整个条约谈判的走向，因为INC谈判主席和负责统筹INC流程的秘书处的一名成员均参加了此次会议。
第二场由英国和塞内加尔主导的三天非正式会议，将于5月在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Dakar）举行，参会者与东京会议大体相同。与东京会议一样，本次会议遵循“查塔姆宫规则”，这意味着发言者身份不得公开，因此各国在会上提出了哪些立场并不透明。但出席会议的西拉表示，部分国家试图重启关于“塑料全生命周期”定义的谈判。该术语及其所指管控问题，早已写入2022年启动谈判的决议之中。
部分国家反对在最终条约中，将管控范围延伸至塑料全生命周期起点的石油开采和塑料生产环节。主张管控的“有雄心”国家阵营则认为，决议中已明确规定了条约的覆盖范围，重新讨论有可能让条约偏向废物管理，而非针对根源——不断攀升的塑料产量。
英国政府一名发言人坚称，此次会议“并未形成任何提案”，也不会取代任何正式谈判。
然而，尽管有这些保证，社会组织仍担心，这些非正式会议或将催生一套隐秘的平行谈判机制。“正如我们在近期日本举办的会议中看到的，一些关键区域集团的声音明显缺席，这违背了多边主义的一项核心准则：平等的代表权。”GAIA的罗查说。
7月在内罗毕举行的最新一场非正式会议，进一步增加了外界对于参会权被排除的担忧。此次会议汇集了各谈判国首席代表，而观察员未获邀请。
一些人士担心，这种缺席正在对谈判进程造成影响，可能预示着更低雄心、更少管控的未来。
绿色和平美国分部全球塑料政策负责人雅各布·基恩-哈默森（Jacob Kean-Hammerson）表示，谈判主席在内罗毕会议前分发的一份讨论重点文件中，“竟然完全划掉了关于化学品或塑料产量的任何讨论”，尽管这些都是获得多数支持的核心议题。他说：“各国并未达成共识，同意删除这些议题，甚至连讨论其利弊都已不允许。”
在6月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当被问及这一担忧时，INC主席科尔达诺坚称“没有任何议题被排除在外。”
塞内加尔谈判代表西拉认为，限制参与权会让各国更容易在未来达成一份约束力薄弱的协议。他说：“如果你想达成一份低管控力度的条约，你就必须牺牲透明度和广泛参与度。”
西拉补充说，来自多个非洲国家的代表还抵制了近期的几场非正式的首席代表会议，原因是缺乏法语口译。与会者表示，以往全体会议中会提供翻译，但在其他类型会议中并没有提供。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 Environment Programme，简称UNEP）以预算不足为由，否决了在即将举行的非正式会议上提供口译的提议，并表示：“这一做法符合联合国政府间谈判的既定惯例。”西拉说，这将导致大约20个法语国家无法有效参会。他补充说，所有口译都必须由联合国统一提供，各国不得自行聘请译员。
众多全球南方国家依赖发达国家提供的援助才能参加谈判，但这类资金也正面临削减风险。例如，挪威近期缩减了用于可持续海洋和海洋垃圾治理相关工作的援助资金。
世界自然基金会（World Wide Fund for Nature，简称WWF）挪威分部秘书长卡罗琳·安达尔（Karoline Andaur）说：“该项目在确保民间社会有效参与各国及全球议题的关键决策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有了挪威的资金援助，拾荒者、受影响社区、科学家以及全球南方国家的行动者才得以参与塑料污染条约谈判。”
“削减这笔资金将削弱参与度和透明度，导致谈判中的民主赤字（democratic deficit）。”
世界自然基金会表示，挪威削减援助将对肯尼亚造成严重影响。世界自然基金会肯尼亚分部首席执行官杰克逊·基普拉加特（Jackson Kiplagat）说，这一削减“在我们需要加大投入而非缩减的时候，这一削减传递出了错误信号”。
肯尼亚谈判代表团成员阿尤布·马查里亚（Ayub Macharia）指出，长期以来，挪威一直是非洲及其他发展中国家代表参与联合国主导的环境谈判的核心资助方，包括本次塑料条约谈判。
阿尤布认为，资金削减可能会限制一些国家在未来谈判中派出的代表人数。
“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INC的讨论往往在多个并行的谈判轨道同时进行，各国需要派出多名代表才能有效跟进并参与谈判过程。”他解释说，援助减少可能使资金受限的国家难以全面深入参与谈判，进而影响条约谈判的最终结果。
社会组织“象征性参与”？
在正式谈判中，社会组织、土著居民团体和其他民间团体过去通常会与各国代表会面，为数十个积极寻求意见和建议的成员国提供研究资料、政策指导和一线事实陈述。但联合国主办的非正式会议通常并不向观察员开放。
这意味着在未来漫长的数月时间，社会组织可能只能通过与谈判主席开展非正式线上研讨会参与相关进程。
“目前仍非常、非常不清楚社会组织能否参与，以及如何参与。”长期跟进本谈判进程的观察员，同时也是土著文化与环境组织“本土民族协会“（Society of Native Nations）执行主任的弗兰基·奥罗纳（Frankie Orona）说。
谈判主席在一场面向观察员的线上研讨会上提出的建议，进一步加重了社会组织的顾虑：由700多家机构组成的社会阵营需“自行组织”，并推选出若干名专属“对接负责人”。这些对接负责人将同时代表多个团体。这可能是社会组织获准参与非正式会议的可行途径。
获得参与非正式会议的机会可能带来一定利好，但奥罗纳对其可能带来的长期影响保持警惕，这可能削弱各组织与秘书处直接对接互动的能力，并将多元声音压缩为单一发言人的声音。他说：“作为社会组织，我们必须非常谨慎地看待自己同意的任何安排。因为这可能会为未来如何进行（正式）谈判开创先例，我们不能接受如此低标准的谈判目标。”
国际法学者、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简称IUCN）塑料污染专项工作组主席亚历山德拉·哈林顿（Alexandra Harrington）认为，观察员的参与，对于确保谈判的公正和平衡至关重要。“许多参与这一进程的人，实际上是在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关键的法律和科学支持。”
她说：“大国拥有庞大的代表团和训练有素的国际法律团队，而小国并没有这样的资源。如果你把这些支持拿走，或者限制其获取渠道，就等于限制了各国获取专业法律建议的能力。”
学界人士也表达了相同担忧。朴茨茅斯大学塑料革命研究所主任史蒂夫·弗莱彻（Steve Fletcher）指出，如今诸多非正式会议不再允许观察员参会，可能“因为各国在磋商那些极可能左右条约最终文本的关键议题时，政治敏感度在不断上升。”
他说：“当谈判的关键阶段或重要议题在缺乏公众监督的情况下进行时，担忧便随之而来。”弗莱彻补充说，如果闭门讨论成为常态，最终达成的协议可能反映的更多是政治妥协，而非那些深受塑料污染影响群体的实际诉求。
在回应对话地球的询问时，INC主席胡里奥·科尔达诺表示，他此前建议观察员自行组织，“并非旨在减少直接互动”。相反，这一做法可能有助于加快“获取参会渠道和促进交流互动”。
他补充说：“我的目标是加强，而非缩减观察员的参与，同时尊重由成员国主导的谈判原则。”
社会组织“青年塑料行动网络”（Youth Plastic Action Network）临时主席谢兰·萨林（Shellan Saling）表示，包括青年代表在内的观察员，并没有获得他们所需的谈判准入权。但她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整个谈判机制，而非谈判主席个人。“与前几任主席相比，我看到透明度和包容性已有显著改善。”她说。
萨林举例说，科尔达诺主席定期与观察员举行会议，并公开发布信函和会议纪要。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秘书处为塑料条约谈判提供支持。该机构表示“全力确保INC进程的透明度和包容度”。
一名发言人补充说：“秘书处通过多项举措保障透明度：在INC官网分享和发布相关信息；支持观察员举办线上研讨会及搭建相关参与渠道；说明并执行联合国秘书处的相关规则，包括口译服务的安排。”
各国正在努力推动条约谈判重回正轨，接下来的挑战在于如何平衡谈判效率与包容性。
IUCN的哈林顿警告，谈判并不是所有国家都有机会充分参与，“若（小国）因费用不足，无法从社会组织获得所需的法律和科学建议……那最终制定出的条约将是不公平的，实施时也无法取得预期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