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季退潮时，福建闽江河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露出大片滩涂。候鸟低头觅食，村民也赶在潮水回来前赶海、挖蛏。对负责滩涂巡查和现场劝阻的管护人员来说，这是一天里最紧张的几个小时。候鸟需要少受惊扰的觅食和停歇空间，村民靠滩涂维持生计。
短短几小时里，保护与生计在同一片区域相遇。
千里之外的广西北仑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则是另一幅景象。茂密红树林的保护区周边遍布着虾塘、温棚和蚝排。潮汐往复间，养殖业的痕迹被带入红树林：养殖用的泡沫浮球卡在淤泥中，部分水面泛绿，显露出富营养化迹象。
2022年，全球多国在中国与加拿大领导下通过了《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承诺在2030年前确保至少30%的海洋和海岸区域得到有效保护。10月下旬，在亚美尼亚埃里温举行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COP17）将检验框架实施进展。
对中国而言，承诺落地的难处在于许多海洋保护区管护能力不足，并与生产活动空间高度交错。类似情形并非中国独有：在西班牙加的斯湾海洋保护区，贝类采捕只发放25张许可，却有上千人无证下滩。
为理解这些难题，笔者走访前述两处中国保护区，采访当地居民、官员和专家，发现若要让保护区目标落地，不能忽视政策末端的基层保护地管理人员和依海为生的基层社群。
为保护受访者，文中以化名隐去其身份。
距离目标多远？
中国近年在持续推进海洋保护区的空间划定。2024年《中国的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白皮书称，全国已建立352处涉海自然保护地，保护海域约9.33万平方公里。
在30×30目标下，如何衡量中国的保护区覆盖率，仍取决于统计范围。据美国石溪大学团队2021年研究分析，若把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等纳入，中国海洋保护区覆盖面积可能已达到10%；而中科院2024年的研究则认为，涉海自然保护地保护比例约4.1%。
在管理方面，近年的政府持续整合顶层管理体制和法律框架。政府于2018年组建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统一负责自然保护地管理，改善了此前责任分散于多个部门的问题；新通过的《生态环境法典》也将污染防治、监管责任、生态保护和补偿等内容纳入统一法律框架。
这些改革为海洋保护区提供了更清晰的制度依据。然而，要审视整体落实海洋保护目标的进程，不单是看国家层面的制度和“划出多少”保护地，更要看它是否真正得到有效保护与管理。
前线管理能力紧绌
研究中国保育20余年的美国学者哈里斯（Richard B. Harris）在2008年就指出，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理想已经超出地方管理者的落实能力范围。
这一判断时至今日仍未过时；全国人大常委会2018年发布的报告指出，海洋自然保护区普遍存在机构人员难以落实、经费投入缺乏保障、监督管理不严等问题。中科院2025年的调研也发现，近三分之一样本保护区缺少独立管理机构或专职人员。
前线人手的压力往往最大。1983年成立的广西北仑河口保护区周边连着13个村庄。它的日常管理主要依靠很小的队伍；一名工作人员在接受采访时说：“单位在编人员只有8人，近10年没有新人补充。”
由于人手不足，他坦言，“如今我几乎每天都要待在办公室处理材料。”工作人员之所以有不少材料处理，是因为区内的保护工作大多靠专项推动。完成专项后，他们要把成果写进报告交代上级。繁重的文书工作使他们难以顾及日常的保护区治理。
即便是2013年晋升为国家级、资源条件相对较好的福建闽江河口湿地保护区，也仍面临着一线执行的难题。
在闽江河口，养蛏已有上百年历史。对村民而言，滩涂和近海水域是世代谋生、投入劳动并获得收成的生产空间。2013年后，当地政府引入的保护区规则，禁止在区内赶海、挖蛏、捕捞等活动，这与原本的生活模式形成了冲突。
养蛏的作业至今仍在法外进行，而且很多时候发生在退潮后的短暂窗口，脚印和采挖痕迹于潮水回涨后很快消失。闽江河口管理处工作人员表示，虽然法律和政策清楚列明了规则，但即便他们发现可疑作业点，仍需反复检查才能确认违法行为并取证。
由于程序繁琐，很多案件会因为处理成本而高不了了之。直接面对违规民众时，他们也会为了避免冲突扩大，多采用先劝离、提醒，较少进入处罚程序。加上，管护人员普遍与其违法对象具有同村邻里或亲缘关系，导致他们更难公事公办。
谁来承担海洋保护的代价？
村民们对笔者表示，他们并不否认环境改善的价值，尤其是他们长期与滩涂打交道，熟悉潮水、泥滩、鸟类活动和生物变化，不少人愿意参与海漂垃圾清理等日常管护。
一位闽江河口渔民说：“如果有更好的出路，谁愿意继续挖蛏？”
至于北仑河口的矛盾，则更多来自发展空间受限。受访村民肯定区内的红树林价值，周边村落也有植树护林传统。但当管理者因为需要保护红树林周边的水流、沉积和根系通气环境，限制保护区边界之外的经济活动，周边村民便感到旅游开发、小摊经营等发展设想难以推进。北仑河口地区的一名村干部说，许多发展的设想因保护要求被“一刀切”否定。
在这两个保护区，管护、保洁等岗位都曾为部分村民提供过渡生计。类似做法在不少沿海保护区也存在，但岗位大多只能缓解短期生计压力，难以弥补退养、禁采或经营受限后的长期机会损失。
当补偿、既有滩涂利用安排和替代生计长期悬而未决，居民听到的就不只是禁令，也会联想到收入损失和公平疑问。他们觉得生态责任落在本地，却未能感受到保育带来的经济收益。这些积怨最后会落在负责巡护的基层人员，他们在面对群众的阻力下难以执法，长期削弱保护区的效力。
这种困境并不限于中国。有英国研究员在分析毛里求斯罗德里格斯岛非法捕捞问题时发现，渔民普遍认为当地非法捕鱼盛行，不单是因为执法能力不足，更在于缺乏替代生计。
研究认为，在设立会影响渔民作业的海洋保护区前，应先评估当地社会经济状况，并为替代生计作安排。
就中国而言，推进海洋“30×30”目标所面对的核心问题在于如何提升地方治理能力。再往深处看，国家能否为基层保护地管理提供制度性支持，社区能否从保护中获得可预期的保障与收益，决定了海洋保护能否在落实中兼顾有效性与公平性。
一位曾参与北仑河口保护执法的退休干部说：“群众路线一直是我们的优良传统。世代生活在海边的人民，恰恰是这片水域最可靠的守护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