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中国仍然是全球最大的光伏产品生产国，出口额逾290亿美元，在亚洲、拉美、非洲的全球南方国家增长尤为迅猛。可是，有研究机构和社会组织指出，中国虽有能力为全球南方的社区能源转型提供大规模低成本的装备，但其参与社区能源融资的规模却很小。这种现象，笔者称之为“规模悖论”。
2020年前，中国在海外参与的可再生能源项目几乎全部集中于大型并网工程，而最需要离网、分布式可再生能源的全球南方社区 (尤其是偏远的农村地区)，往往不在中国融资的辐射范围之内。
2021年开始，单体投入小、见效快、直接影响社区和民众生活的“小而美”项目成为中国对外合作的优先事项。中国2023年启动的“非洲光带”计划，提出3年内帮助约5万户无电贫困家庭获得基本电力接入。不过，这个计划的公共资金承诺仅1亿元人民币（约1400万美元）起步，与中国在非洲数百亿美元的公用事业级融资相比，完全不在一个量级。
正是由于这种显而易见的对比，近年不断有研究机构、智库和社会组织等呼吁中国改变海外融资重点，填补全球南方社区尤其是农村地区离网、微电网的融资缺口。
然而笔者认为，这类融资缺口是因为全球南方资本市场结构性失灵而产生的，与其把它简单归因于中国的融资偏好和策略，不如首先调动本土的资本，主导本地的可再生能源发展。
中国可以扮演“锚定投资者”的角色，认购当地银行发行的离网太阳能票据；还可以扮演“资产共建者”的角色，利用其扶贫经验，帮助全球南方社区建立资产和创造收入，并寻找创新的收入来源，以使当地的融资模式可持续。
“规模悖论”不止中国
从国际视角观察，“重大轻小”的倾向并非中国项目独有，可谓全球开发性金融的通病。一些多边金融机构的投资组合长期以来同样以大型并网发电和输电为主。例如，非洲开发银行（African Development Bank）虽然发起了在11个国家部署并网和离网结合、为2.5亿人提供电力的“沙漠到电力（Desert to Power）”计划，但自身贷款结构亦偏向大型项目。
外界寄望中国快速改善其投资倾向，但这忽略了一个更基础的问题：为什么全球南方不调动资金，反而依赖外部开发性金融的支持，把本地的可再生能源发展主导权拱手相让？
有些国家一方面不愿意投入规模小、风险高、现金流不稳定的“不具备银行融资条件”(Non-bankable) 的项目，一方面又手握不少有待唤醒的“沉睡资本”，即没有投放到实体项目上、长期闲置在低收益资产里的可投资资金。例如，南非公共领域的投资基金截至2023年10月时管理约2.6万亿兰特（按当时汇率折合约1375亿美元）的资产，其实际能源投资仅为0.6%。根据非洲开发银行的统计数据，南非投资组合中只有不到20%的资金投资于风险较高的资产，绝大部分资金则投资于政府债券、货币市场工具和上市股票。尼日利亚的养老金资产于2024年底达22.5万亿奈拉（按当时汇率折合约147亿美元），其战略目标是将高达35%的资产配置于基础设施投资，但实际配置仅占0.95%；而约 62.7% 的养老金资产投资在了几乎没有风险的联邦政府证券中。
在整个非洲，包括养老基金、保险公司和主权财富基金在内的机构投资者管理着约4万亿美元的资产，但其中只有不到2.7%的资金投给了基础设施和制造业。当地资本市场并未尽其所能为社区可再生能源项目提供资金。等待中国采取行动将会错失良机。
肯尼亚模式：无需中国主导的成功路径
事实上，一些全球南方国家已意识到缺乏优先将本土资本导向社区可再生能源项目这个问题，并开始做出改变。肯尼亚早已尝试在本土进行金融创新，服务于当地的社区可再生能源生态系统，形成了一条无需外部开发性金融主导的完整融资链条，发展出一个非洲最成熟的离网太阳能市场。
概括地说，肯尼亚模式是一种让客户分期付款购买离网光伏设备的本地融资系统。客户 (例如农民家庭) 不仅是这些装备的使用者，也是它们的最终拥有者。整个模式建基于三个本土要素的协同之上。
第一，通过被称为肯尼亚“支付宝”的移动支付平台M-Pesa，覆盖近4000万用户，解决农村社区最棘手的收款问题。
第二，利用“即付即用” (Pay-as-you-go，简称PAYGo) 模式。客户支付小额押金后获得太阳能系统，内置智能计量器和物联网模块。客户通过M-Pesa平台定期购买用电时长和冲抵购机总款；若欠费，系统会远程锁定；还款完成后，设备会永久解锁归客户所有。PAYGo将一次性资本支出转化为客户可负担的分期经常性支出，同时令违约风险可控、现金流可预测。
第三，太阳能企业把与客户签订的分期合约打包卖给银行，实现应收账款证券化。这些证券由信用评级机构分层，并根据各自的违约风险进行评级。过程中可与公共资本和开发性金融机构协商，邀请它们购买较高风险的“夹层级”证券，借此进行混合融资，撬动更多私人资本和商业银行购买证券，以获得稳定的、高于无风险利率的利息收入。
证券化后，太阳能企业可以立即获得大笔现金，既降低流动性风险，又可以加速规模扩张。此外，由于证券化是以本地货币进行，可以避开外币融资衍生的汇率风险。
在新兴市场证券化交易中，底层资产（如数万个客户的PAYGo还款）被分割成不同风险层级，一般有两至三个：优先级、夹层级，有时还包括权益级。
优先级风险最低，最先获得还款；夹层级风险中等，次优获得还款；权益级风险最高，最后获得还款。
其运作机制为：若客户违约，损失首先由权益级吸收；若损失超过权益级，再由夹层级吸收；优先级只有在夹层级完全损失后才受影响。
全球领先的离网太阳能企业Sun King便是例子。这家公司以前只在中国生产产品，但最近在肯尼亚开设了一家工厂，并计划在尼日利亚再建一家。它声称已向非洲的近1000万名个人客户发放13亿美元太阳能贷款。在2023年进行了1.3亿美元的证券化融资之后，它于2025年与花旗银行合作，完成约1.56亿美元的应收账款证券化交易：本地和外资商业银行持有优先级债券，英国国际投资（British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荷兰发展融资公司 (Dutch entrepreneurial development bank) 和挪威发展中国家投资基金 (Norfund) 等开发性金融机构提供夹层级支持。世界银行“点亮全球”（Lighting Global）项目2020年的一份报告显示，包括肯尼亚在内的东非地区，其离网太阳能企业在2012-2019年间累计获得了全球在这个领域至少60%左右的投资，规模为全世界最大。
肯尼亚模式依然有诸多缺陷：资本成本高昂，难以服务最贫困人口以及应对极端天气事件导致现金流断裂等。但它至少证明了一点：当本地资本、本地监管和本地金融科技基础设施协同的时候，可再生能源发展议程的主导权回归本土是可行的。外部技术和资本可以作为补充，但不应替代本土决策和本土金融中介。
中国角色：从“融资主导者”到“生态系统支持者”
作为南南合作的参与者，中国可以考虑针对全球南方社区可再生能源的“不具备银行融资条件”问题，重新定位自身角色，从援助提供者、融资主导者转型为可再生能源生态系统支持者，协助全球南方建立一个主要由本地资本主导、中国技术支持的可再生能源生态系统，而不是将以前大量采用的“工程总承包+贷款”模式复制到整个全球南方社区能源领域。
作为技术平台输出者，中国可以利用自身在移动支付和物联网领域的经验，适配为非洲PAYGo平台的技术底层，降低智能锁定和远程监控的成本。中国也可以担当锚定投资者的角色，通过政策性银行与多边金融机构及全球南方国家的本地机构投资者并肩，认购由全球南方国家本地银行发起的社区能源资产证券化产品的票据，吸引当地养老金和保险公司参与社区可再生能源的融资，参与改进肯尼亚模式，扩大它覆盖的家庭数目。中国还可以充当“资产共建者”，借着其丰富的扶贫经验，帮助全球南方社区建立资产和创造收入，巩固整个融资模式的现金流。
这一角色转型不仅与中国全球发展倡议提出的“发展筹资”和“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契合，亦有望减轻中国在对外合作过程中的行政和财务直接负担，并降低外界对“债务陷阱”和技术锁定风险的忧虑，开辟出一条更可持续、更具地缘政治韧性的全球南方合作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