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内，中国正不断收紧高碳排放行业环保标准；但远在数千公里之外的印度尼西亚，中国企业正斥资数十亿美元布局石化项目。
今年6月，中国启动了一项为期三年的专项行动，旨在推动炼油、乙烯等九个重点行业全面实施节能降碳改造。该行动要求，能效未达到强制性能耗限额标准限定值和基准水平的项目，应于 2028 年底前完成改造，不能按期完成改造或改造后仍不符合要求的项目应按规定淘汰关停。毕竟，中国正在努力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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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与此同时，除“一带一路”倡议（Belt and Road Initiative，简称BRI）框架下的镍加工、电动汽车和基础设施投资外，石化产业在印尼与中国的经贸关系中也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其中规模最大的项目之一，是计划在北加里曼丹（Kalimantan）建设一座投资额达60亿美元的一体化石化综合体。该项目由多家中国企业组建的泰昆石化（印尼）有限公司（PT Taikun Petro Chemical）负责开发，预计将新增数百万吨乙烯、丙烯等基础化工原料产能。这些化工原料可进一步加工成塑料树脂，用于生产食品包装材料、纺织品、家居用品、电子产品和汽车零部件。
该项目只是近年来中国在印尼持续投资的众多项目之一。印度尼西亚投资与下游产业部（Ministry of Investment and Downstream Industry）的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在印尼的投资额达到22亿美元，2021年至2025年累计达344亿美元。
经济利益驱动
印度尼西亚经济改革中心（Centre of Reform on Economics）执行主任穆罕默德·费萨尔（Mohammad Faisal）表示，经济考量仍是中国企业布局印尼石化行业的首要驱动力。
费萨尔说：“如果中国企业瞄准的是（印尼）本土市场，那么这项投资便具备经济可行性，因为印尼对石化产品的需求持续增长，且远远超过现有国内产能。如果同时也面向海外出口市场，那么中国可能会将印尼视为一个制造成本更低、具有竞争力且能够服务全球市场的生产基地。”
印度尼西亚大学（University of Indonesia）国际关系讲师苏茜·苏达曼（Suzie Sudarman）表示，随着部分西方市场不断加大管制力度，例如加征关税，“东南亚正日益成为更具吸引力的出口市场和投资目的地”。
她补充说，印尼固然需要投资，但关键在于，决策是否具备足够的战略考量，“重点不仅在于吸引资金，更在于确保相关投资符合国家长远利益。”
2024年11月，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苏比延多（Prabowo Subianto）访华期间，公开欢迎中国加大对印尼战略领域的投资，并表示相信双方深化合作将有助于促进地区稳定与经济增长。
石化行业脱碳就像服用扑热息痛，只能缓解症状，却无法解决根本问题。——经济与法律研究中心（Centre of Economic and Law Studies）执行主任比马·尤迪斯蒂拉（Bhima Yudhistira）
雅加达智库布莱特研究所（Bright Institute）研究主任穆罕默德·安德里·佩尔达纳（Muhammad Andri Perdana）表示，受多重因素影响，印尼对中国投资者尤其具有吸引力，包括印中两国长期以来的友好关系、地理位置相近以及印尼相对较低的劳动力成本。
“由于两国关系由来已久，印尼一直对中国持相对开放和包容的态度。”佩尔达纳说，“与越南、菲律宾等国家相比，印尼与中国之间的地缘政治紧张程度更低，对中国投资也更加开放。”
不过，中国对印尼石化产业投资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也存在局限。
经济与法律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比马·尤迪斯蒂拉表示，在国内制造商面临生产成本上升的情况下，这些投资短期内或有助于维持就业。然而，他指出，如果全球需求发生变化，例如转向低碳替代品，这些投资带来的经济效益可能难以持久。
“从这个意义上说，推动石化行业脱碳就像服用扑热息痛，只能缓解症状，却无法解决根本问题。”尤迪斯蒂拉说。
尤迪斯蒂拉解释说，印尼经济可能面临长期受困于资源开采型产业结构的风险，这种结构依赖大量化石原料进口，“这可能进一步扩大油气贸易逆差，并导致印尼盾走弱”。
环境影响
石化行业高度依赖化石燃料，因为既以其作为生产原料，又以其作为能源，因此在全球碳排放中的占比不断上升。大规模石化项目可能进一步增加印尼实现气候目标的难度。
大多数石化产品用石脑油、天然气凝析液等油气原料制取，生产过程中需要消耗大量热能和电力。在印尼，这些能源仍有很大一部分来自燃煤电厂，尤其是工业园区内自建自备燃煤电厂直接供电的现象较为普遍。
近年来，印尼政府参与了多个旨在推动石化行业脱碳的试点项目，并采用碳捕集等新兴技术。然而，总部位于雅加达的环保倡议组织Trend Asia项目主任艾哈迈德·阿绍夫·比里（Ahmad Ashov Birry）表示，如果仍未摆脱对化石燃料的依赖，这些脱碳尝试可能最终沦为“漂绿”。
“如果不从需求侧采取干预措施，石化行业就不可能真正实现脱碳。”比里说。
他解释说，单靠脱碳减排还不够，还应着力减少化石燃料原料的使用，采用替代原料，改用可再生能源，并尽量减少石化行业产生的排放和废弃物。
“因此，切实有效的减排措施不能仅限于脱碳，还必须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率，并从更广泛的层面推动能源民主化。”他说。这里的“能源民主化”是指，建立由当地社区治理的分布式可再生能源体系。
对话地球采访的多位分析人士指出，尽管中国在国内不断加大脱碳力度，但这并不意味着其海外投资也会采取同样的做法。
费萨尔解释说，项目最终会产生怎样的环境影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印尼的监管制度，而非投资企业本身。
他说：“如果当地法规没有要求投资者采用更高的环保标准，企业自然只会按照现行法规行事。反之，如果印尼政府要求投资者遵守“环境、社会和治理”（Environmental，Social，and Governance）原则，并严格落实相关规定，那么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投资者通常都会按要求执行。
在佩尔达纳看来，“一带一路”倡议下的项目，其环保标准未必高于由印尼国内投资者或其他国际投资者所投的项目。
“相关标准往往因项目而异。”他说，”但总体来看，政府仍任由诸多环保隐患持续存在，并未作出实质性改善。”
尤迪斯蒂拉指出，中国国内“已开始采用低碳技术改造石化及炼油设施”。相关措施包括减少煤炭使用、提高能效，以及逐步以电力和天然气替代煤炭。
但他认为，就中国的海外投资项目而言，其环境表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东道国的具体情况。
尤迪斯蒂拉指出，在治理能力较强、环保标准较高的国家，旨在推动中国海外投资走向可持续发展的“绿色一带一路”相关指导方针能够发挥更大作用。“而在碳密集型产业持续扩张的国家，这些指导方针的执行力度则会减弱。”
能源转型研究所（Energy Shift Institute）执行董事普特拉·阿迪古纳（Putra Adhiguna）表示，中国投资项目在碳排放和环境数据披露方面较少。
“工业园区的开发情况便是一个例证，外界能够获取的数据极为有限。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连省长都无法自由进入这些园区，也无法获得全面信息。”他说。
议价能力
分析人士表示，中国企业投资所产生的长期影响，与其说取决于投资本身，不如说取决于印尼能否通过谈判争取到更有力的保障措施、技术转让安排和更严格的环保标准。
阿迪古纳表示，“一带一路”项目环保标准不统一，其环境表现高度依赖东道国的监管法规。
苏达曼认为，印尼能否争取到更有力的保障措施，最终取决于其国内机构是否具备足够的治理能力。
“议价能力源于健全有力的制度体系以及明确的国家优先发展事项。”她说，“如果一个国家有能力对利好项目说‘是’，对不利项目说‘不’，才能进行有效谈判。”
她补充说：“如果对所有项目都来者不拒，不考虑其长期影响和潜在风险，那么这个国家实际上就几乎没有议价能力。”
佩尔达纳表示，环境保护还必须接受公民社会的监督。这是规避相关问题的关键，例如印尼莫罗瓦利工业园区项目就曾因违反环保规定而受到处罚。
“中国在国内可再生能源转型方面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但这主要是为了抢占未来发展先机的战略布局。”他说，“在海外拓展重工业或石化产业时，环境保护往往高度依赖公民社会的监督和当地监管部门的执法，只有这样才能防范潜在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