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努埃尔：未来十年至关重要，深刻变革此后可期

地球的环境前景不会沿着既定轨迹直线前行。未来十年，我们很可能面临严峻挑战：环境治理机制日渐弱化，多边合作陷入困境，化石燃料和关键矿产再次成为地缘政治角力的焦点。然而，只要我们改变看待问题的方式，未来十年也能为更有效、更具韧性的转型打下基础。

很少有人像曼努埃尔·普尔加尔-比达尔一样，曾从多个不同的位置见证全球环境治理的演变。2014年，身为秘鲁环境部长的他在利马担任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第二十次会议（COP20）主席，在《巴黎协定》达成前一年的气候谈判中处于核心位置。如今，他领导世界自然基金会的全球气候与能源工作。横跨政府、多边谈判和民间社会的经历，让他对本文的核心问题有着独到的见解：如果过去几十年建立的环境治理体系正在失效，未来该如何重建？

这种兼具“短期悲观”与“中长期重塑可能”的双重视角，正是本文探讨的核心。面对未来，与其放弃多边主义，听任各方分崩离析，我们更应当立足于全新的视角，开启重构与再造之旅。

环境治理机制的弱化

先看环境治理体系现状的变化。以拉丁美洲为例，原本处于环境管理核心位置的环境部及相关部门，有的被合并，有的被撤销，还有的被缩减规模。从国家到地区，再到地方政府，越往基层看，情况越不容乐观：治理能力更弱，资源更少，采取行动的空间也更有限。

造这一局面在一定程度上是政治打压的结果，但我们也需要反思：这些环境机构始终未能进入财政部、基础设施部门乃至总统府等真正的权力核心，因此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欧洲已开始调整这一制度设计，将气候变化、能源和生产事务纳入同一部门统筹，因为这三个领域本就密不可分。拉丁美洲值得密切关注这一做法。

环境治理机制本已脆弱，地缘政治层面又展开了一场争夺自然资源的激烈角逐。一方面，信息技术发展需要大量关键矿产；另一方面，各方对化石燃料的需求再次升温。伊朗和乌克兰的危机进一步加剧了这一局面，推高了油气价格，也增加了开采和运输的难度。哥伦比亚推动摆脱化石燃料、巴西制定转型路线图，都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步伐，但目前的力度仍然有限；金融界尚未成为推动我们所需变革的关键力量。

这一切背后，隐藏着一场更深层的危机：多边主义本身正面临挑战。我们通过《巴黎协定》，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也借助《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推动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然而，极右翼政府和气候变化否认论者不断施压，削弱了前进的势头。他们一边瓦解本国的科研和治理体系，一边指责多边合作行动迟缓、成效不彰。这种指责大错特错，却产生了广泛影响。与此同时，地球面临危机的迹象愈发明显：热浪与野火频发，“超级”厄尔尼诺现象迫近，越来越多人被迫背井离乡。

技术鸿沟也在持续复制那些导致这场危机的不平等因素：清洁技术的研发仍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在某些情况下，发达国家或新兴经济体甚至将过时技术出售给发展中国家。不过，真正的创新也在不断涌现。太阳能和风能的成本持续下降，应用速度越来越快。合成燃料的发展也已起步，航运等行业正着手改造船队，以使用这类燃料。

我相信，时间终将证明，坚持气候行动战略是正确的。

最后，我想从三个方面谈谈未来该如何行动。这三个方面很少被放在一起讨论、却又密切相关。

首先是虚假信息。它已从例外变为常态，直接侵蚀着伴随数字技术成长的年轻一代。其次是科学的权威受到削弱。当下的政治议程干扰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等机构的决策，而该委员会此前作出的预测，就连最严峻的情景，也正在一一应验。第三是民间社会的活动空间不断收紧，针对民间社会组织的攻击日益增多。不要忘记，正式这些社会力量的推动，才奠定了当下的全球环境治理框架。

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背离全球合作、各国只顾自身利益的世界里。关键在于，环境问题本就需要各方携手应对；每当地缘政治走向封闭，环境治理的根基就会遭受重创。

一个世界，四种视角

面对这样的局面，我最关心的不是危机有多严重，而是接下来该如何看待这场危机。我们一直以来的思考方式，限制了我们看问题的眼光。

第一种视角关乎多边主义。我认为不应放弃多边主义。尽管它有种种局限，却仍是最具正当性的集体决策方式。真正陷入危机的是自上而下的运作模式。因此，我赞同巴西在COP31提出的多边主义双轨方案：在现有模式之外，同步建立自下而上的合作模式，形成新的合作阵营与伙伴关系，打破完全依赖国家间达成一致的僵局。

第二种视角关乎经济。我们需要不断强化这一叙事：尽管步伐缓慢，世界仍在朝着将气候与生物多样性置于优先地位的经济模式转型，并未走回头路。如今，政治领域大体上已不再积极参与这场讨论，经济领域必须接过接力棒。其中，金融业尚未充分认识到自己应发挥的作用。技术、科学、治理和民间社会都已朝着正确方向迈进，但要让这些进展稳定、持久，仍需金融体系提供支持，包括投资基金、资产所有者和证券交易所。我们尚未促使金融业承担起这一关键角色，但对于如何做到这一点，我们的思路正变得越来越清晰。

第三种是系统性视角。我们不能再将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水资源危机、环境健康和塑料污染视为彼此独立的问题。我们的治理机制、政策框架和国家气候计划都应采取协同应对的方式，让一项行动同时在多个领域发挥积极作用。

第四种视角关乎科学与信息。气候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日益增加，就连气象学家也发现，过去能够预测的现象如今越来越难以预判。在这样的时代，科学仍是我们最可信赖的指引。支持科学研究、抵制虚假信息绝非次要任务，而是让前三种视角真正发挥作用的前提。

这四种视角，任何一种都不足以独自应对挑战。但若将它们结合起来，一条有别于以往的道路便逐渐清晰：自下而上重建多边合作，让气候因素成为经济竞争力的基础，以统筹协作的方式应对地球面临的多重危机，并巩固科学的地位，使其免受虚假信息的侵蚀。

我仍然认为，未来五年甚至十年会很艰难。若有人保证一切会顺利，那未免太天真了。但我也相信，我们其实已经相当精准地掌握了关键所在：究竟还缺少哪些环节，才能确保下一个十年不重蹈覆辙。无论是在谈判桌前、财政部，还是投资委员会的会议室里，我们都该问同一个问题：怎样才能让眼前的种种压力不至于将我们压垮，反而转化为我们过去二十年来一直在寻找的、推动变革的持久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