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3月，中国在《“十五五”规划》中提出目标：建设“100个左右国家级零碳园区”，即打造净零或接近零碳排放的工业生产园区。这一举措意味着此前分散在全国各地的试点项目正式升级为国家层面的重点任务，使零碳园区建设跃升为全国战略优先事项。
根据智库落基山研究所（Rocky Mountain Institute，简称RMI）的估算，在高度工业化的中国，产业园区占全国碳排放的近三分之一。这意味着零碳目标可能成为加速并深化中国脱碳进程的重要举措，尤其是在钢铁、水泥、化工等难以减排的行业，这些行业通常集中分布在产业园区内。
随着中国工业体系与全球产业供应链的联系日益紧密，一些分析人士开始关注中国在国内推进零碳园区的做法，是否也可能向海外延伸。根据世界资源研究所（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简称WRI）的数据，截至2022年，全球共有159个中国海外产业园区。这个数字仍在持续增长，津巴布韦、肯尼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国正在建设新的园区。
世界各国能从中国的零碳园区中汲取哪些经验？在众多“一带一路”合作国家正积极推进工业化的背景下，中国企业是否有可能将这一模式推广到其他国家？
中国的零碳园区
中国低碳和零碳园区的发展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十一五”规划》（2006–2010年）时期，当时中国开始建设所谓的“生态工业园试点”。一些研究者认为其起源更早，可追溯至2001年，当时中国首个具有循环经济特征的“生态工业园”——一个糖加工综合体在中国广西落成。
在《“十四五”规划》（2021–2025年）期间，中国发布了“1+N”气候政策体系，明确推动建设“绿色低碳产业园”和“近零碳排放示范项目”。正如北京智库绿色创新发展研究院（The Institute for Global Decarbonization Progress，简称iGDP）的研究人员刘晶宁和杨鹂在论文中指出的，这一阶段标志着减排工作的“体系化与规模化”。到2024年，“零碳园区”一词已出现在中央政府文件中；到2026年3月，该概念正式写入《“十五五”规划》。在2025年底，发改委公布了将在2030年前建设的52个国家级零碳园区名单。
不过，尽管“零碳园区”的基本原则十分明确，即园区运营应实现净零或接近零碳排放，但中国的政策制定者至今尚未给出统一的官方定义，包括在最新的五年规划中也未作明确界定。
在实践中，正如iGDP的研究论文所指出的，中国各地的零碳园区根据不同省份的经济优势和政策重点，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目前的主要挑战之一，是统一相关标准以及碳核算和认证体系。
中国的海外产业园区
在世界许多地区，产业园区被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视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核心工具。与其“近亲”——经济特区一样，产业园区有助于吸引外资，激励并降低工业和商业发展的风险，同时强化本地价值链。自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产业园区和经济特区在深圳等地为市场化改革提供了试验空间，是中国经济实现跨越式增长的重要支撑。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产业园区和经济特区同样是其经济政策中的关键组成部分。
中国是全球产业园区和经济特区最集中的国家。根据落基山研究所的数据，全球5383个产业园区和经济特区中，近一半位于中国。与此同时，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产业园区的力度也在不断增强。根据世界资源研究所的报告，海外中资产业园中近一半位于东南亚（45%），其余主要分布在非洲（28%）和欧洲（25%）。
其中一些园区的碳排放强度尤其高。例如，印尼莫罗瓦利工业园（Indonesia Morowali Industrial Park）和印尼纬达贝工业园（Indonesia Weda Bay Industrial Park）等镍冶炼园区，中国青山集团均在其中拥有重要投资，在高能耗的工业流程中高度依赖燃煤电力。根据能源与清洁空气研究中心（Centre for Research on Energy and Clean Air，简称CREA）和全球能源监测（Global Energy Monitor，简称GEM）的报告，仅印尼纬达贝工业园一地就拥有4.5吉瓦的燃煤电力装机容量，其中大部分由中国企业投资并运营。
走向绿色
WRI报告对现有海外产业园区进行了测算，显示大多数园区位于太阳能资源丰富的地区。研究指出，这些园区具备近420吉瓦的光伏发电潜力，以及超过116吉瓦的风电潜力。WRI中国可持续转型中心能源项目研究员宋婧的分析指出，这些潜力若得到充分开发，每年可避免约3.4亿吨二氧化碳排放，多于2024年英国全年排放量的总和。
除了技术可行性之外，全球贸易和发展政策的变化也正在为零碳园区带来新的推动力。
“有一点非常明确：许多发展中国家希望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来推动产业升级。他们希望进入电池制造、电动车组装等更高附加值的领域。”智库Ember的高级能源分析师杨木易表示。
“但如果（他们）仍然依赖化石能源基础，而这在许多海外产业园区中确实存在，中国投资者在高附加值领域投资将面临非常大的风险。”他补充道：“所以我认为，如果他们希望将供应链布局到海外，就必须依托更清洁的能源基础。”
气候组织（Climate Group）能源总监萨姆·金明斯（Sam Kimmins）也表达了类似观点。他在接受对话地球采访时表示：“能够可信地证明净零排放以及使用可再生电力，正成为企业越来越重要的考量因素。”
使用绿电对于产品进入市场，以及确保企业业务的长期竞争力而言至关重要。他指出，欧洲的碳边境调节机制（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简称CBAM）就是新贸易规则如何改变激励结构的一个典型例子。
金明斯指出，像碳边境调节机制这样的监管机制要求企业申报其碳排放情况。对于一家以出口为导向的企业而言，“如果你能把（业务）设在一个能够仅凭所在地就满足这些要求的（产业）开发区，那将是巨大的竞争优势。”他在今年5月于新加坡举行的媒体吹风会上向对话地球表示。他补充说，这些好处不仅会惠及企业本身，也会惠及所在的开发区以及该园区所在的国家。
世界资源研究所的宋婧还指出，中国承诺停止在海外新建燃煤电站，以及商务部和生态环境部在2021年发布的《对外投资合作绿色发展工作指引》，都为海外产业园区减少碳排放提供了新的政策激励。
此外，在省级层面也存在针对海外产业园区的评估政策。宋婧向对话地球介绍说，山东、广东、湖北和浙江等省份都将低碳表现纳入本省企业投资的海外产业园区年度考核体系。
产业园区的类型同样重要。并非所有园区都像印尼的镍冶炼区，或是正在建设中的津巴布韦钢铁产业园那样高碳排放。她表示，举例而言，专注于轻工业制造和组装的园区更容易实现电气化，前提是电力来源足够清洁。
“从减碳的角度来看，清洁电力是中国海外产业园区中最容易实现、也最具规模化潜力的。”宋婧表示，将发电方式转向可再生和低碳能源能够带来显著且立竿见影的减排效果。
挑战与经验
然而，将零碳园区的理念引入海外投资并非易事，面临诸多障碍。
Ember的杨木易向对话地球表示，首要挑战是清洁能源的可获得性，而这一点在不同国家乃至同一国家内部差异巨大，既取决于自然禀赋，也依赖基础设施条件，例如电网接入情况。另一项挑战是土地获取，尤其当产业园区需要自建可再生能源时。杨木易指出，太阳能发电尤其需要大面积土地，若没有当地政府的有效协调，土地获取往往十分困难。
厂房屋顶能够提供大量空间用于安装太阳能板。根据世界资源研究所的研究，现有的中国海外产业园区的屋顶面积足以安装超过2.5吉瓦的光伏装机容量。其中，印尼、柬埔寨和越南被视为具备此类屋顶光伏潜力的前三大国家。
杨木易还指出，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时往往缺乏支持。在国内，各省政府为了吸引投资，通常会尽力提供各种便利，包括推动零碳园区建设。但在其他国家，这种情况并非普遍存在。
“当他们（中国企业）走出去时，很多事情都得自己做。他们要建产业园，要修路，要建港口，还要照顾当地社区。”杨木易表示。这使得企业主动推进减碳变得十分困难。
那么，东道国政府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更好地推动低碳和零碳园区的发展呢？
杨木易指出，东道国可以从中国的经验中汲取的一点是：应从整体经济回报的角度来思考低碳和零碳园区的价值，而不是仅仅按单个项目的回报来衡量，因为单个项目往往不足以支撑投资决策。但如果能够从提升竞争力和推动产业升级的更广阔视角来理解其回报，并将其上升为国家优先事项，就能更好地协调地方政府、银行和企业等关键参与方。
在金明斯看来，尽管中国的做法具有其特定背景，但协调机制、风险共担以及一站式审批等设计原则，同样可以应用于市场主导型经济体。
宋婧提醒说，尽管中国在产业园区减碳方面的经验具有借鉴意义，但由于中国海外产业园区的法律地位和治理结构与国内存在差异，这些经验无法直接照搬到海外。
“不过，中国国内的实践积累了大量经验，仍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她表示。例如，深圳在2018年发布的《低碳园区评价指南》中，对可再生能源消费占总能源消费超过15%的园区给予更高评分。
今年6月初，印尼智库关键服务改革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Essential Services Reform）的一组研究人员访问了上海和苏州，学习中国如何构建其能源转型生态体系。在那里，一家光伏企业告诉他们，零碳园区的建设需要在较长时间尺度上采取“迭代式推进”的方式。
在任何政治和经济环境下，这都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杨木易表示，“挑战并不意味着没有进展。关键在于是否有严格的政策或金融举措来应对这些挑战，并推动相关工作持续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