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在中国中部的山西省晋城市北石店镇王台铺村，一个持续开采了60年的老煤矿因资源枯竭正式关停。王台铺煤矿曾是山西省重要的煤矿之一，规模较大，每年最高产能能达到260万吨。半个多世纪以来，这座煤矿不仅支持着周边村民的生活生计，也带动了搬运装卸、铁路运输等围绕矿区形成的配套产业，一度促进了社区的繁荣发展。
但煤矿关闭并没有让该地陷入困境。最近10年，王台铺矿的管理方联合民营资本，跨界发展起了新材料产业；利用原本煤矿的厂房、办公楼提供租赁和物业服务，引入新的企业；王台铺矿所属公司还利用煤矿曾经的专用铁路线及两边废弃空间，建设集装箱物流项目，给周边化工厂、水泥厂生产提供所需的喷煤。这种多元化发展路径，成为资源型矿区退出之后积极探索转型的案例。
预计到2030年，中国类似于王台铺的废弃矿井数量会达到1.5万处。在全球能源转型背景下，在保障能源安全的同时推动煤炭有序退出，并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是许多地区和国家共同面临的挑战。
笔者在走访山西多个煤矿后认为，煤矿退出是一次系统性重构。如果简单一关了之，不仅会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还会触及当地人就业、产业发展、环境修复等复杂难题。而中国最大的煤炭省山西的探索，正在提供一种演进中的答案。
为什么要看山西？
煤炭资源高度集聚的山西省，是中国乃至全球煤炭转型最具挑战性地区之一。
2025年，山西省原煤生产超过13亿吨，约占全球总产量的15%，煤炭采选行业直接就业人数有91.28万人。
十年前，中国的煤炭一度供过于求价格暴跌，2015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重要任务。
经历了多年去产能与资源整合，山西煤矿数量已从2005年的2598座减少至2025年的887座，但仍居全国首位。
后来，在2020年“双碳”政策的影响下，山西不仅要减少煤矿数量，也将逐步承受产量和需求下降带来的结构性调整，寻找新的产业支撑成为迫切任务。
自从2016年开始，国家和山西省陆续出台多项政策，鼓励煤矿利用地上地下空间、盘活闲置资产，并推动煤炭企业向综合能源服务转型，如发展光伏、风电和储能配套、余热回收利用等等。
然而，无论是在山西还是中国其他煤炭资源型地区，煤矿退出的具体路径仍在探索中。煤矿退出并不仅仅是矿井关停而已，还是区域发展的综合议题，涉及就业安置、土地利用、资产处置与产业转型的系统性重构。
人：再就业挑战
就业安置始终是煤矿退出中最核心的问题。根据笔者供职的机构山西科城的一份研究，山西煤炭行业直接、间接带来就业超过300万人。传统安置模式主要依赖企业内部转岗，但随着产能持续压减，智能化设备引入，企业岗位新增数量有限，很难容纳更多转岗员工。这一空间正在收缩。
“我不知道我未来还能转到哪个行业”，一位40岁的煤炭工人向我表示。类似困境并不罕见。我们的调研显示，从业者普遍年龄偏大、学历偏低，进入新行业面临较高门槛：40岁以上的从业者占总数的58%，而且90%的从业人员只有专科及以下的教育水平，技能也相对单一。
以王台铺煤矿为例，虽然有了新产业方向，但工人们也正面临从煤炭采选行业转向集装箱物流行业的技能转换挑战，需要社会和企业提供更多的再培训机会，才能保障他们可以顺利走入新的岗位。
地：“生态修复”与经济价值
截至目前，山西省废弃采煤矿井已超6000处。由于年代久远、资料缺失，部分矿山无法准确界定责任主体，而这些煤矿最后的生态修复责任都会由政府兜底，导致政府在生态修复方面的财政压力较大。
与此同时，矿区生态环境问题具有隐蔽性和长期性特征，治理需要长期且巨大的投入。但关闭矿井本身已不再产生收益，资金缺口突出。早从2006年开始，财政部等部门已要求采矿权方强制缴存矿山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专项用于矿山闭坑后的生态修复。2017年，该制度进一步调整为企业强制预存专项修复基金，政府进行监管。然而，部分早期关停矿井没有足额预存，后续修复成本主要由接管企业兜底承担，这也制约了生态修复工作的推进进度。
更关键的是，对于煤矿活动带来生态和土地利用功能破坏的土地，煤矿企业承担生态修复职责，但不享有后续开发权益。这使得企业对于矿山的修复只是为了合规，难以将旧矿山转化为长期有生态或经济价值的资产。
资：再利用的成本和债务难题
煤矿属于典型的重资产行业，其退出后的资产处置复杂程度较高。
地面设施与设备盘活利用难度大。笔者根据实地调研采访以及查阅相关报道发现，煤矿关闭退出后，仅有部分可移动设备可通过集团内部调剂实现再利用，多数设备因老旧老化已不具备复用价值，资产残值难以有效回收。同时，厂房、铁路专用线及各类附属设施等大量地面基础设施，因专用性强、改造成本高、缺乏合适的再利用场景，极易陷入长期闲置。
地下空间利用面临较高技术门槛与前期投入。煤矿停产后，地下会留下大量空洞，如采空区、巷道和硐室。这些空间可以改造成储能空间或者数据中心，但需要先评估以下基本问题：地下空间容量到底有多少？地质条件是否适合改建？长期运营的安全风险是否可控？只有评估都通过，废弃煤矿的地下空间才能安全地转化为可经营的资产。而系统评估、安全改造等环节复杂，技术要求高，前期投入也大，这制约了废弃煤矿的规模化开发。
另外，债务处置问题突出。山西省在2015年之后的煤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大量中小煤矿经兼并重组纳入省属国有煤炭集团，矿井关闭退出后，相关存量债务没有消失，债务风险从各个小矿，向省级国企层面集中上移。更棘手的是，目前用来处理债务的市场化手段，如申请破产、以股权换债务、债务重组等手段在煤矿领域使用较少。债务化解难度大、周期长，成为制约煤矿有序退出的重要因素。
产业转型：结构性矛盾
长期以来，山西形成了以煤炭为主导的产业结构，非煤产业在技术基础、人才储备和产业配套等方面相对薄弱。在煤炭产业收缩的同时，新产业尚未形成足够支撑。
在现有体制下，国有煤炭企业转型更多集中在能源相关领域，而跨行业探索受到一定限制。例如，一些利用矿井发展数据中心或农业项目的设想，因与主营业务差距较大而难以推进。
此外，笔者发现，煤炭的行业属性导致企业在开展接续转型项目建设时，申请低碳专项补贴、绿色信贷、转型金融支持等方面受到明显限制。金融机构与相关部门对煤炭背景主体审核标准更严、准入门槛更高，叠加转型项目融资成本偏高、补贴申报难度大等问题，进一步阻碍了矿区多元转型发展。
破局方案
破解煤矿退出困局，中国各地必须摒弃一关了之的粗放模式。以山西为例，该省的数百座煤矿类型不一，问题不一，需要对不同类型矿井实施分类管理。但一旦因地制宜，能协调人、空间、资产和产业，把煤矿从退出负担转化为再生资源，该地区就有机会实现煤矿有序退出与区域繁荣的双赢。王台铺煤矿的转型正是山西一批关停退役煤矿的一个探索样本。
在山西省中部的大同市，晋华宫矿被改造为矿山公园，将工业遗产转化为旅游资源，煤炭工人走向文旅岗位；云冈矿则利用地下空间建设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将废弃矿井转变为储能设施；大同部分沉陷区，正在发展光伏与林业结合的“林光互补”模式，复合利用土地。
在山西晋城，凤凰山矿将关停矿井改造为煤炭技能实训基地；古书院矿与来自北京企业跨领域合作，在矿区退出后的土地上引入“煤炭+文化+旅游”的发展模式，开发了融合工业遗产与文旅体验的综合项目。
一些更难量化的因素，如社区凝聚力、历史贡献的身份认同、公众对未来的信心，以及社会稳定与信任，也会决定着政策能否真正落地。在转型过程中保持公正的方式之一，就是保护和延续矿区原本的文化命脉。
无论是山西还是其他地区、国家的矿区转型，最核心还是需要尊重曾经建设当地的人们，正如一位即将退休的矿工对我说：
“我们虽然快要退休了，但还是希望这个地方能记得、认可我们曾经的付出。”
